在对华策略上，拜登竟然输给了特朗普？

作者：吴博晋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华盛顿邮报9月14日消息称，两位著名美国记者在即将发行的一本新书中爆出猛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下台之前，曾两次私下联络中方官员，原因是他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开战”。

该消息一出，人们不禁怀疑，如果美国想要与中国获得交流时还要试图规避总统，可见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该有多僵化。

虽说特朗普凭借着自己反复无常的状态，让中美关系从缓和走向了针锋相对。但“珠玉在前”，四年后的拜登就做得比特朗普强吗？

恐怕不尽然。

虽说四年后的拜登带着传统和多边主义的主张重返美国政坛，但在中国问题上却还是一直拿不出成体系的主张与对策。

如今距离拜登宣誓就职已经过去将近八个月的时间。

相较四年前特朗普上任之初，如今的拜登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上可谓是“黔驴技穷”。作为一个半生都在与外交问题打交道的政治家，拜登为何会让自己陷入如此境地？

而面对国内国际的双重压力，拜登又该如何挽救自己逐渐失去弹性的外交政策呢？

同样是前八个月，两届总统分别做了什么？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中美两国关系问题逐渐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任美国总统上任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也成了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与上台后八个月仅进行了两次领导人通话的拜登不同，美国上一任总统特朗普在宣誓就职后的八个月内不仅与中国现任领导人进行了两次会晤，还进行了至少七次的电话沟通。

2017年4月6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开展会晤；同年7月8日，在G20汉堡峰会闭幕后，两国领导人又进行了第二次会晤。

在直接会晤之外，两国元首在2017年2月至9月间至少进行了七次电话沟通，分别是在2月9日、4月12日、4月24日、7月3日、8月12日、9月6日和9月18日。

整体而言，中美关系在2017年的走向相对平稳，两国领导人沟通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当时非常棘手的朝鲜核问题。在领导人的直接沟通之外，中美两国之间也设立了明确的沟通渠道。

自2017年起，中美双方就确定了四个年度政府级别的沟通机制，即中美外交安全对话（2017年6月举行第一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2017年7月举行第一轮），中美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2017年10月举行第一轮），以及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2017年9月举行第一轮）。

可以说在特朗普政府的前期，中美两国保持了相当积极的对话渠道，尽管对话的成果相对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相对友好，两国在信息互通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

而就任20天后，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第46任美国总统拜登也与中国现任领导人进行了首次通话。

与之前外界对拜登中国问题的猜测不同，拜登没有选择以友好的态度与中国进行交流，而是在第一次领导人通话中就对中国的内政问题进行盲目指责，同时明确了其执政的优先事项，包括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健康、生活方式以及“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如此先发制人的表态表现出拜登对中国的警惕，这也与拜登此前展现出对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

就在2019年的总统竞选演讲中，拜登还曾公开表示不会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并发表言论称“他们（中国）不是坏人，与我们也没有这么强的竞争”。

可一旦当上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对华态度立刻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除去在中国内政领域指手画脚外，拜登还一再从基建、贸易和地缘政治方面鼓吹“中国威胁论”，同时他也采取了一系列国内发展与国际制衡措施，试图限制中国的发展。

由于拜登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中美领导人之间一直没有过于深入的交流，此次两国元首间的通话仅仅是八个月以来的第二次。

同时拜登也没有恢复特朗普时期中美定期举行的对话机制的意图，半年多时间来中美的直接对话也大多仅限于外交和贸易方面的谈判，且成果寥寥无几。

这一时段内中美高层的对话仅限于两国在阿拉斯加进行的高层会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和财长耶伦展开的贸易对话、以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等。

两届总统，两种几乎背道而驰的执政与外交方式，在过去将近五年的时间中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这样的表面下，拜登和特朗普所追求的目标难道也如此大相径庭吗？

拜登和特朗普，真的有那么不同吗？

作为美国近几十年来最“不寻常”的一位总统，特朗普以其特立独行的外交风格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特朗普的外交手段是几乎或者完全放弃多边主义，而他本人则更喜欢与各国领导人进行直接的、一对一的交流，以达到政策目的，这在他与中国领导人屡次通电话这一点上也可见一斑。

同时特朗普的商业背景也使他能够直接就自己最需要的利益进行谈判，而对冠冕堂皇的所谓“政治正确”不加理睬，这从其极少与欧洲各国联手对中国内政问题加以指责可见一二。

一系列强烈的个人风格促成了特朗普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基本行事方式：直接，果断，直达核心利益。

在朝鲜核问题上，特朗普几乎是热切地寻求中国合作，但一旦他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被触及，便立刻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甚至不惜开启一场贸易战。

相比之下，拜登在美国总统序列中属于理性派，无论是在政策制定还是政治观点上都相对保守且传统。

面对特朗普在国际社会留下的“烂摊子”，拜登自一上台就忙不迭地出访欧洲各国，通过对各国不断做出承诺，企图恢复美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让国际社会回到四年前的有序状态。

在中国问题上拜登也采取了同样措施，宣誓就职后，拜登便下令美国相关部门彻底审查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打算在查明问题后另起炉灶。

同时在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时，拜登也采取了传统政客模棱两可的回应方法：美国与中国会在该竞争的领域竞争，但也会在可以合作的时机合作。

虽然特朗普和拜登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风格，但在如此表象下隐藏的却是同一种动机，即维护美国人民的核心利益。

特朗普自不必说，他在2016年及之前竞选中就已经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为此甚至不惜与盟国吵翻，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

而四年之后，这一口号已经深深印在美国人的脑海中，任何为了国际社会而牺牲美国本土利益，特别是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行动都会毫无例外地为公众所反对。

这一趋势也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拜登的国内和外交政策，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国内舆论已经容不得拜登在政策上显示出半点软弱。这也是为什么拜登在上台之后突然转变此前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展现出强硬态度的原因。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一直是确保美国民众的利益，或者说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

逐渐僵化的美国外交

在美国外交逐渐回归传统的过程中，一个问题逐渐涌现，即中美关系在美国的角度来看已经不再仅仅是外交问题，更是一道难解的国内政治问题。

这一性质上的转变使得中美两国关系对于拜登及其之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变得十分棘手，同时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态度可能都不会出现较大转变。

1

放不下的偏见

拜登的上台代表着美国传统建制派的回归，而建制派所谓的普世价值对于其政策的制定往往起着很大影响，无论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是如此。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是一家著名的无党派外交政策机构，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库。

而即便是这样一家专业外交政策机构，在其对所有参加2020年美国大选的19位总统候选人的提问列表中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内政问题。

西方社会以自身为标准建立了一套普世价值，这套价值目前被当作遏制中国的理由，但这样的局面一旦形成就没有了回头路。

西方社会既不可能放弃自身的普世价值，也不会从事实的角度出发看待中国在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样的偏见加之长久以来美国对于中国社会的误解，就使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失去弹性。

当每一位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官员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都需要以中国内政问题作开场白，两国的关系必定很难缓和。

而以拜登及建制派对普世价值的坚持来看，这样的局面恐怕还要持续很久。

2

选票体制下，对华强硬方为“政治正确”

美国政治由选票主导，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任何政策的提出都或多或少是为了获得选民的选票，而对于执政党，除去力争本党派选民的投票之外，还要考虑如何能从对立党派中获得一定的选票。

这就需要执政党找到既不违背自身党派利益，同时又能够博得对方党派选民好感的两党“共同点”。

而在当下美国政坛中，能够获得两党一致支持的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对于前者，拜登已经设法让国会通过了1.2万亿的基建法案，并且还有一个3.5万亿的预算和解法案在进行辩论。但基建不可能无穷扩展，同时鉴于美国目前的财政赤字，政府也没有更多的钱再投入到基建中去。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不断采取强硬态度才是拜登能够不断获得选民好感的最有效率的方式。

根据目前美国民调显示，美国有将近70%的民众支持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而这一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转化成选票，为民主党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和总统大选中建立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出于个人考量还是政治利益算计，拜登都没有在中国问题上发挥的空间，美国对中国的强硬基调，在未来很多年可能也都不会改变。

结语

美国政治演变到今天这一步，除去受到选票政治的影响外，特朗普在过去四年留下的政治遗产功不可没。

在执政的最后两年，特朗普单方面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挑起美国人对于中国抵触情绪，才使得拜登此次上台感到回天乏术。

但如果向更深层次探寻，便不难发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厌恶与反感本质上源于特朗普使得美国人相信是中国夺走了美国的发展空间，并让美国的中产阶级失去原本的优势。

这一想法毫无根据，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败源自于美国国内政策的失败，而特朗普只是将美国人的注意力从国内移向了海外，转移了国内矛盾。

所以当下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是否能够重获活力的，是拜登能否重振国内经济发展。如果美国经济可以一直处于回暖的状态，拜登就可以在外交领域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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